欺凌行为的出现是社会、学校和家庭共同的产物，自《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》出台以来，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以及各类教育机构都在明确职责，积极整治，努力完善政府统一领导、相关部门齐抓共管、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防治工作机制，在外界环境得到良好改善的同时，我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欺凌这一个主体行为上，从行为主义角度来看，校园欺凌往往是双方行为发展的结果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行为的形成过程和本质，并从其中找到预防和干预的方法，那么相关的政策和资源才会更加有的放矢。

       中小学生的欺凌者多半是在“平淡”的校园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，找到一些价值体验，于是，欺负行为并非一开始就带有深深的恶意，而我们看到的残暴的欺凌行为，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化之后的最终结果而已。“欺凌者”与“被欺凌者”的形成存在一个过程：

       在受害者第一次被欺负的时候，表现得很害怕、恐惧、退缩、逃避等状态，这正是欺凌者“想要”的反馈，在这样的反馈面前，会产生愉悦感、力量感甚至是价值感，这便是强化。它会增加欺负行为的频率，这种对于愉悦感、力量感和价值感追求的动力，有时候会超越理智，尤其在群体极化（在群体中，个人容易做出比独自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）情况下，欺负行为很容易演变成欺凌行为。从“欺负他真好玩”到“我们都想欺负他”再到“我们每次都想欺负他”，欺负对象被锁定，欺负的形式在升级，频率也在增加。

       如何打破欺凌与被欺凌的行为链条？除了教给孩子如何自我保护的同时，还要看到欺凌行为的本质，并由此改变：

       一是把欺凌行为的强化物去掉，也即不让对方产生愉悦感、力量感和价值感。当学生被欺负时，不要让对方觉得好玩，要用自己的行为让对方感觉很无聊，甚至是难堪，得不到愉悦感、力量感，那么这种行为自然会消退。被要求做任何事时，直接拒绝；被恶作剧时，克制直接的愤怒，笑着回敬“真幼稚”；被损坏物品时，要在公开场合给予反馈，让对方感觉到在做蠢事。总之，能够看透欺凌者想要什么，在行为发生时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即便委屈、害怕也尽量不表现在表情和语言上，不给对方心理需要“得逞”的机会。

        二是增加欺凌者的惩罚，也即欺凌行为后及时给予惩罚，来降低行为频率。并不建议学生不顾自己实际情况，凭借受辱的愤怒，用力的“打回去”或是“以暴制暴”，要认识到达到自我保护的途径很多，不逃避，不妥协，主动介入权威力量来维护权益，也是给欺凌行为的一种正面反馈。另外，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已经制定相应法律条文规定，校方也有明确校规校纪，在执行过程中给学生画好警戒线，让学生看到赏罚分明。多方资源给予明确又及时的惩罚，会剥夺欺凌者当时的愉悦体验，而产生羞愧、自责等负性体验，以降低欺凌行为频率。

       深刻了解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心理需要，家庭、学校共抓共管，呵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。